[94] 劉明翰：《羅馬教皇列傳》，人民出版社，2013年，16頁。

　　[95] 基佐：《歐洲文明史》，42頁。我們不應忘記：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稱這些印第安人為“高貴的野蠻人”(Les sauvages nobles);而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在談及他們的祖先時，極力稱頌這些日耳曼人的“節(jié)儉”、“純樸”和“忠誠”。這種對于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蒙昧時代的向往和美化，在19世紀后半葉的德國“哥特式”藝術和種族主義狂熱中趨于巔峰(瓦格納的戲劇與藝術觀念是其代表)，并且直接影響到20世紀上半葉以反對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和反猶主義為標榜的第三帝國的話語建構。

　　[96] 參見：基佐：《法國文明史》(第一卷)，沅芷、伊信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178-192頁。

　　[97] 基佐：《歐洲文明史》，104頁。

　　[98] 蘭克：《歷史上的時代》，37頁。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西班牙傳教士又將這種方式在美洲的土著身上復制了一次，基督教的觀念開始和這里的巫術儀式結合在一起，列維·施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中對此有著生動的描述(王志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450-451頁)。

　　[99] 馬克·布洛赫在研究諾曼人的基督教化時，特別指出：“在封建時代的西歐各民族中，基督教神秘儀式中所表現(xiàn)的熱誠信仰，與人民對暴力和搶劫的愛好，乃知對戰(zhàn)爭的最為自覺的頌揚，顯然可以毫無苦難地調(diào)和在一起。”(《封建社會》【上卷】，87頁)對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最為直觀的藝術呈現(xiàn)，是法蘭克人的說唱史詩《羅蘭之歌》(參見楊憲益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100] 巫術與歐洲文明特殊而密切的關系的另一個例證是：在近代早期，當“科學”這一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標志產(chǎn)生之際，中世紀知識階層們獨有的“巫術實踐”竟然也發(fā)揮了助產(chǎn)士的作用。誠如意大利歷史學家歐金尼奧·加林所言：

　　當哲學的歷史學家們從危險的啟蒙運動遺產(chǎn)中解放出來以后，便學會了在現(xiàn)實意義上充分估價中世紀醫(yī)學—巫術、占星術、煉金術的巨大創(chuàng)造性。我相信，這使我們明白是生活的需要，讓人們根據(jù)人的愿望，把對事物本性的深刻認識，同對它們的改造結合起來：讓理論和實踐、科學和技術，不斷地會集在一起。抓住一個現(xiàn)存事物的秩序，但目的是為了改變它?！?hellip;…】總之，事物的可塑性，人可以統(tǒng)治事物、改造事物的思想，用語言來勸說和教育上天和其他因素的妖術，在無數(shù)的著作中蜿蜒曲折地表現(xiàn)著。這里存在著一個模式的內(nèi)在斷裂，它肯定已超越符號的范圍，而暗藏著一個重要的直覺?！?hellip;…】“科學總是前進，絕不會后退;總是升高，絕不會衰落;總是揭示，絕不會隱藏”。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寫在一本巫術手冊的前面的，人們通過這樣的手冊，研究宇宙的“美德”，相信沒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那里有各種各樣勸說、控制、征服和改變宇宙特質(zhì)的辦法。植物、石頭、野獸和星星都進入人的談話內(nèi)容，人了解了它們的結構，它們的可塑性的秘密之后，就可以改變它們。這種知識的目的在于行動;這是一種積極的知識，因為它在有形王國的范圍之內(nèi)，有勇氣去探索它們的不確定的性質(zhì)。巫術，或者說實驗的科學，經(jīng)常與魔鬼沾邊，就并非偶然;魔鬼和撒旦都企圖改變形式，制造出怪異的東西。而巫師，在這一點上他就是讓形式消失和再生，認識無所不在的深層力量，這種力量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存在于他身上，這樣就為行動的無限可能性開辟了道路，他不是接受沉思，而是參與到行動中去。(《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李玉成、李進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23-26頁。)

　　[101] 參見：比德《英吉利教會史》“英譯本序言”，陳維振、周清民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

　　[102] 比德：《英吉利教會史》，陳維振、周清民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99頁。

　　[103] 前揭，107頁。

　　[104] 前揭，153頁。

　　[105] 前揭，265頁。

　　[106] 同前引。

　　[107] 前揭，285頁。

　　[108] 前揭，287頁。

　　[109] 據(jù)《英吉利教會史》的英譯者注：“我們只從比德這里了解到這個故事及凱德蒙(Caedmon)這個名字。傳給我們的大量的詩歌都注明是他創(chuàng)作的，但是，現(xiàn)代評論認為它們并非出自一人的手筆。”(前揭，285頁腳注1。)

　　[110] 在比德的著作中，還提到一個“文本化”的詩歌例證，這是古典文學修養(yǎng)極高的教士寫的一首贊美貞潔的拉丁文格律的挽詩: “我們沿用了《圣經(jīng)》里的習慣寫法，在這部歷史中，插進了不少大家所熟知的帶有韻律和節(jié)的詩歌”(也即是“用典”)。這首雅馴之作顯然是一首“創(chuàng)作的”文本，是不依賴音樂獨立存在的(比德書中還收錄了一些高級教士去世后門人所擬的墓志銘，也屬這種類型)，它的語言風格讓人想起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中的韻文，仿佛是古代拉丁作家的流風馀韻(見：比德，1991，270-275頁)。但“在12世紀文藝復興以前”，這種不與曲調(diào)(或儀式)共生的、完全以獨立完整的文本形式出現(xiàn)的詩歌似乎不是教會人士文學實踐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