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16頁。一位7世紀的編年史家記錄下的一位蠻族國王的母親規(guī)勸兒子的話，讓我們想起7個世紀之后成吉思汗在征服歐亞大陸時發(fā)出的豪言壯語：“如果你想建功立業(yè)、樹立威名，你就得摧毀他人所建立的一切，殺盡你所征服的人。你之所建若不能勝于先輩，那么你也就沒有足以樹立威名之功業(yè)。”(前揭，17頁。)

　　[78] 麥克吉佛特：《優(yōu)西比烏：生平、作品及聲譽》，林中澤、龔偉英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5年，97頁。

　　[79] 參見：麥克吉佛特：《優(yōu)西比烏：生平、作品及聲譽》，51頁

　　[80] 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116頁。

　　[81] 例如波伊提烏斯這位“最后的羅馬人”和“黑暗時期”最博學的全才，在后來的哲學史家看來：“他決不是專門的哲學家，而是像西塞羅或普魯塔克一樣，是對哲學感興趣的外行。”(愛德華·策勒爾：《古希臘哲學史綱》，翁紹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28頁)

　　[82] R.R. 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and its Beneficiaries, Cambridge, 1954, 轉(zhuǎn)引自：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118頁。

　　[83] 轉(zhuǎn)引自：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118頁。

　　[84] 都爾教會主教格雷戈里：《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譯，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1頁。

　　[85]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116頁。

　　[86]《哲學的慰藉》從文體和風格的角度，可以看成是柏拉圖式的將詩歌制作文本化的哲人思想傳統(tǒng)在古代拉丁西方的最后一部作品(參見：克里：“如何閱讀《哲學的慰藉》”，邱立波譯，見劉小楓選編：《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古代編》[下]，華夏出版社，303-358頁)，其中古典的成分遠勝過基督教的成分(當然完全沒有蠻族的因素)，這是其與具有“逆向軸心突破”背景的三種成分混合——而且總是后兩種因素占主導地位——的早期中世紀文學的本質(zhì)差異。

　　[87]參見：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中世紀史》(第一卷)，朱永慶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57年，76頁。

　　[88]參見：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徐家玲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8頁。

　　[89]參見：德尼茲·加亞爾等：《歐洲史》，蔡鴻濱、桂裕芳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163頁;艾琳·帕瓦：《中世紀的人們》，蘇圣捷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4年，11-13頁。

　　[90]轉(zhuǎn)引自：亨利·奧斯本·泰勒：《中世紀的思維：思想情感發(fā)展史》(第一卷)，趙立行、周光發(fā)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年，811頁。

　　[91] 有關(guān)卡洛林時代從天主教儀式中衍生的“附加性”文本和音樂實踐，詳后文。

　　[92]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系統(tǒng)在“軸心突破”后的主流——儒學本身對于個人心靈與終極關(guān)懷等問題是比較淡漠的，先秦儒家出現(xiàn)了通過自我修為和反省代替宗教與上天溝通的傾向(所謂“仁形于內(nèi)”和“養(yǎng)浩然真氣”，參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169-185)，這種觀念雖然很“現(xiàn)代”，但在前工業(yè)時代的技術(shù)背景下并不能深入人心(甚至不能完全深入每一位知識階層)。兩漢之際，盡管“天人合一”的學說被用于國家治理;人死為鬼的原始信仰仍然為許多讀書人所承認。魏晉時期在中國大流行的佛教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文化所缺乏的這一人類精神需求的渴望。原始佛學本身是印度“軸心突破”的產(chǎn)物，更接近哲學思想，而非“軸心突破”前的神王式宗教(這可以大致被視為中土儒學和道教的合體，或者歐洲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合體)。佛學的許多哲理內(nèi)容是華夏固有思想所沒有的(所以易于被士人吸收);但佛教的戒律在道德習俗層面與儒家、在宗教信仰層面與道教發(fā)生了極為嚴重的沖突，最終被華化了。作為宗教儀式的佛教在隋唐之際被納入到國家祭祀體系中，作為儒道的補充而存在;作為哲學思想的佛學則在宋元之際被新儒學全面吸收。從漢魏至隋唐儒學知識系統(tǒng)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也就是吸收佛教思想的過程。而這種個體性的對于永生的終極追求，在中世紀西歐仍然來自于基督教信仰?？梢哉f中國古代官僚儒生、道家方士和佛教哲學家三者的社會功能在中世紀西歐都匯聚到了天主教教士身上。

　　[93] 而且，古希臘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之間在中世紀西歐的矛盾與對立，并不是理性主義哲學和天啟宗教之間的固有差異造成的，我們可以舉出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新柏拉圖主義基督教理論家、拜占庭帝國的古典學者和阿拉伯帝國全盛時期的伊斯蘭學者為反例;而在古印度，哲學更是完全支配了宗教的形式(佛教就其本質(zhì)來說，是一種無神論的唯心主義)。即便在西歐，從12世紀開始，伴隨古典學術(shù)的復興(很大程度上受到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影響)，這兩種觀念也開始趨于調(diào)和，并最終形成了“經(jīng)院哲學”這一理性化的神學體系。這種矛盾與對立更多是哲學與巫術(shù)、知識階層與祭司神王之間的差異造成的，但在中世紀天主教教士身上，這兩種因素卻被完美地綜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