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牡丹亭》的成功在音樂社會學上有三點原因：

　　其一，社會確定的變化，有利于昆曲的發(fā)展。文化政策的松綁，讓昆曲的創(chuàng)作與改良有了大量文人的參與。經過魏良輔等人的改革后，昆曲形成了婉轉細膩的“水磨調”風格，這是一種含蓄、善于抒情、唱腔平緩、感情內斂于唱腔的風格，符合文人士大夫階層“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正平和”的審美情趣。所以，昆曲成為“雅部”聲腔的代表。

　　其二，音樂確定中的“情”，符合審美確定的需求?！赌档ねぁ返膭”緝热菀詯矍闉橹?，是長久以來審美確定中所渴望的固定需要，且經過之前長時間壓抑的審美確定，對于“情”的需求更加旺盛。同時對于久占文化統(tǒng)治地位的程朱理學，人們的審美確定中已有了一絲疲勞和反感。《牡丹亭》的故事取材于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湯顯祖將傳統(tǒng)的男主角風流故事，變?yōu)槟信瑢哟蔚膼矍閭髡f，贊頌人性和情愛的美好，這本質上是對程朱理學的一次反擊。杜麗娘的形象，表現(xiàn)了程朱理學禁錮下社會隱藏的思想沖突。這也是當時社會確定中“情”與“理”的對立。在長久的壓抑中，社會審美確定更傾向于沖破桎梏的美好愛情。

　　其三，社會音樂學多方面的優(yōu)勢促進昆曲《牡丹亭》的成功。社會音樂學中審美確定、社會確定、音樂確定的關系可以表述為：社會確定→審美確定→音樂確定(媒介與形式)→社會審美確定。每個步驟都成功，才能真正使一部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在社會文化上得以成功。昆曲《牡丹亭》的產生，得益于這四個環(huán)節(jié)的成功。

　　社會確定指的是社會的環(huán)境，明萬歷年間的戲曲環(huán)境已經較為寬松，有利于各種戲劇的蓬勃發(fā)展;審美確定指的是劇本的文化內涵與審美需求，《牡丹亭》的文化內涵正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審美需求之一。在音樂確定，也就是傳播媒介與形式上，《牡丹亭》最初選擇的是江西本地宜黃腔，但由于這一地方性聲腔的局限性，它注定不能將《牡丹亭》推向全國，所以昆曲替代了宜黃腔。作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戲曲形式，昆曲在音樂確定環(huán)節(jié)與《牡丹亭》劇本完美結合，創(chuàng)造出了流傳400多年的經典昆曲劇目。最后的社會審美確定環(huán)節(jié)是指社會固定的審美需求，也就是市場觀眾需求。昆曲在文人階層的巨大影響，以及《牡丹亭》富有時代特征的文化審美內涵，極大地滿足了當時的社會審美需求。優(yōu)雅的形式與超前的文化理念，觸動了文人壓抑已久的神經，讓早已對陳舊的程朱理學審美觀念感到厭倦的社會群體，找到了審美與心理的發(fā)泄點。

　　二、審美確定壓制音樂確定——昆曲的沒落

　　由明朝萬歷年間到清朝乾隆年間，再到民國時期，再到解放時期，社會的變化影響了社會確定中審美需求的變化，然而昆曲的音樂確定卻沒有隨著社會確定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昆曲《牡丹亭》也隨著時光荏苒而起伏。

　　昆曲的衰落，始于審美需求中的“花”“雅”之爭，“花”指“花部”，意為貼近大眾，比較通俗的唱腔;“雅”為“雅部”，指格調高雅、文化氣息更重的唱腔。昆曲的衰落，開始于“雅部”戲曲的沒落。昆曲作為“雅部”的代表，幾百年來，其素雅的特點逐漸讓大眾產生審美疲勞。然而社會確定中對于“花部”的審美需求日益增長。乾隆年間的四大徽班進京，促進了以皮黃腔為基礎的京劇的形成，京劇的“花部”特點，更符合社會大眾的審美需求。雖然昆曲《牡丹亭》的各折，如《驚夢》《尋夢》等還在上演，但早已不復當年的影響。

　　“五四運動”之后，很多有識之士如蔡元培、吳梅等人認識到昆曲作為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希望喚醒大眾來重新了解、接受昆曲。梅蘭芳、尚小云、程硯秋、荀慧生等人也參與到昆曲《牡丹亭》的演出之中，但是在社會確定和審美確定不可逆轉、音樂確定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昆曲始終沒能重現(xiàn)當年的輝煌。

　　三、社會審美需求的全球化——傳統(tǒng)戲曲的困境

　　進入20世紀中后期，不僅昆曲，其他傳統(tǒng)音樂的生存環(huán)境都受到了“文化全球一體化”的挑戰(zhàn)。曾遂今先生在《音樂社會學的基本觀念與學科認識》一文中提到，“音樂在社會中作橫向運動的同時，正在加速地進行社會縱向運動，為此而形成一種如同矩形對角線式的綜合運動。這種綜合運動表現(xiàn)為一部分音樂的內容、形式、體裁、風格等多方面音樂形態(tài)在橫向運動的量的積累中，拼命擠壓歷史的、民間的內容、形式、體裁和風格，最后形成‘地球村’音樂分配在質和量上的不平衡變化。”[6]